作为当今红学显学的泰斗，周汝昌老先生凡七十余载，精研红学，博大精深，自1953年一时“洛阳纸贵”的《红楼梦新证》绐，迄今已有二十余种红学著作问世，楼内楼外，梦里梦醒，或版本，或考据，或赏析，或人物，或红学经历，或作者传记，凡红牵梦绕，涉猎甚深，且自成一世梦解红楼之大观园，虽近九十高龄、双眼几近失明、双耳几近失聪，仍笔耕不辍。一部《红楼夺目红》在短短5个月内重印7次，创造了学术精典在极短时间内销量达15万册的市场奇迹。《周汝昌梦解红楼》（漓江出版社）可说是《红楼夺目红》的姊妹书，系周老先生一系列梦解红楼随笔的汇编，由老先生的小女兼工作助手周伦玲女士分类编辑而成，全书近八十篇研红随笔，大致归类为经历、赏析、版本、考证、人物及传记等。全书更有清朝红楼名画家改琦所绘之红楼画作十余幅，错落点缀，图文并茂。
    《红楼梦》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是爱情悲剧？是色空观念？是中国文化背景中女性的悲苦命运？它书写的是南风亦或北俗？曹氏家族与大清皇室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曹氏家族后期遭逢了怎样的变故？曹氏家族从辉煌到家道中落拓展的是怎样的社会历史写真？脂砚斋与史湘云、北京恭王府与大观园等等有怎样的渊源？金陵众钗在《红楼梦》原著中书写的又是怎样的人生际遇与命运？……种种谜团与谜雾，整整一部《梦解红楼》，老先生皆闲庭漫步似地信笔述来，令人信服地为我们拨云见雾，指点迷津。
    这些谜团与谜雾的解析与点拨涉及了红学的诸多分支。不难看出，周老先生以其广阔的视野对红学的各分支皆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综观其研究与思维核心，以中华文化精神为出发点和依归，一切从事实和史料出发来对红楼一梦进行真实而客观的解析则构成其一生红学研究的红线。诚如老先生自语，“为了考索真的《红楼梦》，我在红学范围中又特别注重四大分支，即：一曹学，二版本学，三脂学，四探佚学。”以及大量“提端引绪”的工作。其间，研究的重点则是作者曹雪芹与作品的关系。由于老先生所充分关注的是整部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书中的风花雪月与爱情故事，所以“对考察作者雪芹特别关切，特别用心”。那么，作者曹雪芹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老先生坚称认为，“曹雪芹是以他自身的经历见闻作素材而创作的。”因此，“了解这样的小说，更需要对作者的时代背景、家世生平做极大努力的探研，一切都必须摆到历史的特定环境中去观察和理解，这样才不致从抽象概念出发――转一圈子回到抽象概念。”由是，周老先生往往被一些人看成是所谓的“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也正因为老先生一生对事实与史料尤其是作者与作品关系的充分关注，一些人便对其如此的视野与研究方法颇多微词，网路中、媒体上一些诟病乃至剔骨去肉的言词便时有出现，曰其研究为“外在”红学，认为他只不过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顶多也就是史料“尚称丰富”罢了。
    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他们似乎先验性的亦或形而上学式的构筑了一个“外在红学”与“内在红学”的二元对立世界。对于《红楼梦》的解析，无论是版本、考据、作者身世，亦或社会历史背景、文本赏析、人物勾沉及文本结构建构，大凡红楼一线牵，他们便习惯性地将种种解析归类到楼里楼外的二元世界里。这个内在与外在的红学不仅是截然对立的，而且还有高下与优劣之分，一时之间，那些基于纯粹文本的细读、时空结构分析、叙事结构分析、抽象的逻辑推导等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话语权，拥有绝对的价值，是为内在之红学，自然成为红学显学的正宗。而那些仅仅只关涉红学的版本考证、前后各回之真伪、作者之维、脂砚之说等等所谓的楼外之说，不仅被视为对作品解读价值不大的旁门与低级，甚至被口诛笔伐为隔靴搔痒的“黑五类”。由此，在红学的大观园里，这些所谓的楼外之说大有哑然失语之势。
    曾几何时，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以文本阐释为特质的西域批评理论与研究手段传入，文学研究的考据与考证、作者与作品的紧密关系、文学批评的社会与历史视野便进入了文学研究的历史黑洞，不仅失去应有的话语权，而且即便是在和文本批评的对话中，也只是居于等而下之的处境。作者之死、文本、结构、叙事、时间与空间成为了掌控文学研究话语权的至高无上的代名词，并由此斩断了文学作品与其创作母体以及作为作品背景甚至血肉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及现实的血肉联系。纯粹的文本一夜之间便残酷地谋杀了作为文学作品创造者的作者，作品诞生之期便是作者死亡之日。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乃至彻底的破坏则把这些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现实等所谓的文学作品的外在成份一古脑儿地推入到历史的背景之中，文学作品全然便是语言的游戏。
    诚然，文学作品虽诞生于作者的母腹，但它一经诞生便有着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它是他为的但同时也是自为自足的，作为创作者的作者与作为文学作品重要构成成份的作者之间也有着显明的区别。但是我们并不就因此否认作者与作品之间千丝万缕、血浓于水的联系。如果我们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多维构成的系统，那么，作为文学作品创造者的作者、作品所关涉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现实世界、文学作品之存在形式的文本（包括人物、语言、时空结构及叙事方式等）以及作为文学作品接受者的读者，便都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向度与价值取向，文学作品则身处这一广阔的多维语境之中，任何与其关涉的成份都是其意义维度与意义指向。既如此，任何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就都是对于其意义向度的叩问，我们对于任何一种文学解读方式的评判标准便惟有真与美而非善，其间，存在的只有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不管它是考据考证、作者身世与社会历史背景，还是文本本身的阐释，其评判标准便惟有看此种或彼种阐释是否符合文学作品的事实本真。每一种客观而真实的阐释与解读或许都是对作品本真的一次亲密接触。这好比达·芬奇画蛋，任何一种审美视角都会获得不同的审美效果，恰是这无数个审美效果的系统集成熔筑了审美对象或说文学作品的意义本真。这或许便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意义之所在。
    正是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周汝昌老先生那近乎雅俗共赏式的普及性红楼解读，无论是其旁征博引的考证考据与作者身世，还是其鞭辟入里的人物品评，便都是对红楼一梦之意义的探索与接近。诚如老先生自己所言，“一切真理总是具体的，所以要实事求是，《红楼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能从事实出发来求得解答。”为此，他采用的办法是：“多角度，多渠道，多关系。这‘三多’，是我努力探索目标的方法，我不喜欢只‘跑单线’，只懂直接，只讲表面，那样连一般事物也很难掌握其真相，更何况像《红楼梦》这么特殊而复杂的事物呢。”也正是这种“多角度、多渠道、多关系”的和鸣共奏构成了老先生梦解红楼的复调。这里既没有什么“内在的”红学，也没有什么“外在的”红学，有的只是老先生出神入化而又博大精深的出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于是，我们便读到了老先生梦解红楼之自由的吟唱，其曰：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