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重病人被抛野外活活冻死谁把“天使”变魔鬼？

　　2004年7月27日下午7时，郑州市新郑机场。

　　人流中，河南省新郑市中医院外三科主任刘书君，在两名郑州市公安局便衣的带领下走出候机楼，坐上公安局的车后迅速消失在人们视野中。

　　犯罪嫌疑人刘书君从广东佛山市三水区被顺利抓捕归案，使新郑市中医院抛弃危重病人的重重黑幕开始大白于天下。

　　荒野中的死亡

　　2003年11月18日，河南省长葛市老城镇。

　　清晨6时40分，天刚蒙蒙亮，冬日的冷雨中，第一班16路乡间公交车从长葛市董村车站慢腾腾地上路了。

　　6时50分左右，公交车快开到第二站老城镇疙瘩庙村东200米的丁字路口时。坐在右侧售票位置上的车主张生(化名)突然看到前面100多米处有团红色的东西。

　　公交车迅速驶近，张生吓了一跳———两堆预制板间的路面上，平躺着一个脖子上缠着绷带的男人，上身盖一件红色鸭绒袄，里面像是没穿内衣，下身穿一条休闲裤，衣服都湿了，赤脚。

　　张生最初的推测是，“是不是晚上喝多了酒，醉倒在了路上？”和司机商量了一下，他赶紧打110报警，“大冷天的，千万别让人冻坏了。”

　　7时30分，老城镇派出所副所长高志方带几名警察赶到现场。路上躺着的男人看起来30岁左右，短头发，颅部有新愈合的伤口，喉部也有伤口，身体极度虚弱，瘦得皮包骨头。高志方尝试着问话。这人仍有知觉，嘴里在出气，但只是睁开眼睛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到底是谁？正巧疙瘩庙村村主任薛水军从这里经过，高志方赶紧叫他辨认一下。薛水军仔细看一看说，“没见过，肯定不是村民，也不是附近村里的。”

　　8时30分左右，长葛市创伤医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急诊科大夫赵功涛立即查看，发现人已经呼吸微弱，每分钟只有一两次，瞳孔发散，已接近5厘米的死亡标准。赶紧抬上车回医院，边吸氧、输液抢救，但车刚走500米，人就咽气了。

　　当天，气象台播发的天气预报是：雨加雪，最低气温0℃。

　　医院丢出的“无名氏”？

　　长葛市公安局刑侦三中队以故意杀人案对此展开调查。

　　公安局法医对尸体解剖发现，死者头部右侧有新鲜刀口，颅骨少了一块，很明显刚做过开颅手术，咽喉部位也没愈合，用新鲜纱布包着，很明显从医院出来没多久。

　　“病人像是因为车祸受伤，刚刚做过颅部手术。”三中队队长贾卫东看到结果十分吃惊，他们初步判断，荒野中的病人来自医院。

　　长葛警方迅速对长葛及与长葛搭界的新郑、禹州、尉氏、鄢陵、许昌等地的大医院展开明查暗访，同时散发大量寻人启事，半月过去仍一无所获。

　　这时，一个群众举报使警方调查视线开始集中在新郑市中医院。

　　来自新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的信息显示：11月2日晚10时许，在郑州至新郑公路24公路处的高寺村路口，一辆农用货车撞上一位在公路上独自行走的男子。受伤男子被新郑市中医院急救车拉走，肇事司机被带到事故科作询问时逃窜。

　　长葛警方调查新郑市中医院急诊科记载发现，11月2日晚11点，一昏迷车祸病人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的病情诊断为：病人右颅顶部硬膜下血肿、脑挫伤、颅底骨折、额面部多处擦伤，右肺挫伤并血肿、肋骨骨折，属急重开放性颅脑损伤和肺部闭合伤。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院长助理、外三科主任刘书君对病人立即实施开颅取血块和喉部切开供氧手术。手术后病人病情稳定，当晚即由急诊科转入外三科住院，床号是16，住院号为13075，取名“无名氏”。

　　有知情人曾在2003年11月3日早上见到“无名氏”。“他没家属，也没人给他做饭，身上的衣服做手术时剪烂了，光着身子。”知情人向记者回忆，“由于没人陪护，护士怕他乱抓伤口，就把他手脚全绑在床上。”

　　这位知情人透露，“无名氏”虽然无人照料营养跟不上，但经过两周左右治疗，恢复很快，已经可以站起来了。但他仍然无法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在治疗期间一直没有家属前来看望，前后治疗费用1万多元仍在医院的账上。

　　按中医院一位大夫的说法，“无名氏”最起码还要花三周的时间方可出院，但中医院的病历显示，他已经出院，日期是11月17日下午。“刚好和18日早上在野外发现危重病人相吻合。”贾卫东说。

　　院长授意扔掉病人

　　“无名氏”的主治大夫是赵广涛、责任护士是武荟玲、外三科主任是刘书君。在调查受阻后，长葛市、新郑两地警方共同传讯了中医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赵培林，相关当事人随后一一露面。

　　2003年12月9日，20岁的护士武荟玲首先向警方坦白了11月17日晚发生的事。参与讯问的贾卫东就武某陈述的情况向本报记者作了如下一番描述：11月17日下午6点，武某下班后正在洗衣服，外三科一个姓杨的实习医生找到她，说：“‘无名氏’要走哩。”让她帮忙抬人。

　　因为“无名氏”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路，武某便和杨某将病人抬下楼，楼下又碰上护士高某，于是把她也喊来了。

　　三个人把病人抬进医院用来接送院外专家的白色解放牌面包车。随后，司机唐海松开车，五个人一起驶出新郑市区，向长葛方向开去。车子没开多久，杨某说：“找个地方把‘无名氏’扔了！”

　　武某刚开始以为是把病人送到哪里去，听到这句话后“很害怕”，和高某一起提出不去，杨某说：“你们给我做做伴儿吧。”

　　到长葛市区后，唐某开车在街上转了三圈，然后往正东方向直行至一个叫“疙瘩庙”村的村口，往北一直驶到分岔路口。然后车停下，他们把病人抬下车，“放在一堆楼板旁”。

　　当时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钟不到。武某自述：“扔下去后，我很害怕，看也没敢看，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

　　回到医院后过了几天，武某和杨某聊天时问起，是谁让他把“无名氏”抬出去的，杨某回答说，是科室主任刘书君让他做的。

　　但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刘书君拒不承认武某的供述，称11月17日下午，一位妇女自称是“无名氏”的家属，前来接他出院。“我当时想，护理这个病人负担太重，走就走吧。”

　　案件从长葛市公安局移交给新郑市公安局后，关键人物刘书君被新郑警方“取保候审”，不久便不知去向。医院公开说法是，他出去进修去了。

　　有知情人告诉记者，当时医院有关领导看到警方步步紧逼，早已将刘书君等几位当事人“藏起来了”，帮他们“躲过这阵风头”。

图：刘书君的牌子已从出诊医生栏中去掉

　　郑州警方彻查此案

　　此案在新郑市公安局搁置半年后，郑州警方于今年7月中旬接手此案，直接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今年7月16日，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战军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此案情况后，立即部署警力加大调查力度，进行秘密摸排。7月22日，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州市公安局李民庆作出指示，郑州市公安局立即成立“11·18”专案组，抽调刑侦、法制、纪检、交巡警等侦技部门参与，对涉案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查办。公安局副局长刘凯任专案组组长，抓捕行动连夜展开。

　　7月23日凌晨，专案组展开行动，直扑涉案人员家门，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除涉案的武某被找到外，其他人员均不在家中，邻居们表示，他们已很长时间不在家中居住。次日中午，警方传唤医院董事长赵培林，在他的配合下，中医院院长苗沛谦、护士高某、韩某和司机唐海松被警方控制。

　　但关键人物刘书君和实习医生杨某仍不知去向。专案组通过使用刑侦手段，最终确定刘在广东三水。7月25日，佛山市公安局按郑州警方的协查请求很快找到当地芦苞镇卫生院，将在此地隐匿1个多月的刘书君顺利抓获。当天，郑州警方专案组飞赴广州，27日将犯罪嫌疑人刘书君带回郑州。

　　在连夜进行的审讯中，刘书君向专案组供认，抛弃“无名氏”病人是苗院长等院领导授意安排的。而此前苗沛谦也向警方供述：刘书君向他请示把病人“扔掉算了”，他同意了这项建议，随后刘书君召集三外科人员统一口径，“就说病人是被他嫂子接走了”。

　　危重病人被扔“很平常”

　　更令人恐怖的是，诸多迹象表明，过去的几年里，有更多的“无主”危重病人曾被新郑市中医院抛弃。

　　新郑市中医院一位知情人向记者反映：像“无名氏”这样被抛弃的病人，在他们医院绝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发生过数次，而且全部发生在2000年改制以后。

　　这位大夫所说的改制，是指2000年7月5日，新郑市中医院完成改制。当地的农民企业家赵培林，以1100万元的价格获得新郑市中医院66.7％的股份，成为该院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这位大夫说：赵培林把医院买走后，与以前公立医院最大的区别就是强调一切向钱看，赔钱的买卖绝对不干！

　　在这一“办院理念”指导下，各个科室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找不到家属或家属不管、而又没多少钱的病人推出门去。

　　就他亲眼所见，2002年，该院内科曾将一个危重哮喘病人拉出医院。

　　2003年5月前后，一个20多岁的流浪男子被一辆满载粮食的大货车压断双腿。大货车司机给事故科押了7万元治疗费。治疗两三个月，医疗费花了3万多元后，像扔“无名氏”一样，急诊科的人用医院的车，把该男子找个偏僻地方扔了。然后医院到事故科说该男子出院了，医疗费花了七八万，把肇事方留在那儿的押金全部拿走。

　　“前面扔的那些病人不但没人回来找事，警察也都没发现，于是医生们越来越无所谓，抛弃病人在新郑市中医院成了很平常的事。”这位医生忧心地说。“更可怕的是，‘无名氏’出事后，医院居然有些人这样议论，‘早知道扔人会被警察发现来找麻烦，今后干脆把这些人往太平间一推冻死，就给交警队说人死了，这谁会知道？’”

　　“改制”的红与黑

　　7月27日上午，获得刘书君被郑州警方从广东抓获的消息后，新郑市中医院几位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当天下午，中医院党委书记李剑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晚上将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宣布这件事，并以此为教训，在会上教育职工学习法律，进行法制教育。”

　　“医院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痛心。”李剑峰说，“这件事对医院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医院目前正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

　　李书记所说的“蓬勃向上”的阶段，指的是医院改制后的这几年。

　　新郑市中医院原来位于新郑市老城区，2000年，由政府出地皮，当地企业家赵培林投资建起了新医院大楼，医院成立了董事会，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作为政府代表出任董事。

　　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新郑中医院并非新郑首家被卖掉的公立医院。当地规模最大的第一人民医院早在1997年1月就被卖掉了，成为全国第一家被卖掉的公立医院。新郑市曾将其作为医疗改革的典范，在全国广为宣传。

　　截至目前，新郑市的三家综合性大医院已全部“改制”，其中新郑市中医院和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都卖给了赵培林。按新郑市卫生局有关人士的说法，医院改制后，事业单位不变，职工的干部身份不变，救助社会的性质不变。

　　“改制对医院带来的发展是空前的。”新郑中医院党委书记李剑峰对本报记者说，“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缩减政府投资、为群众提供更好服务、职工工资大幅提高。”

　　“具体而言，中医院买了进口CT机和价值100万的日本彩色B超机。医院的经营从以前的一年200来万一下子跃到一年1600万元。普通职工工资由400元上涨到1000元以上。这样的发展过去谁能做到？”

　　而医院一位干部的说法则更直接，改制后“医院就是企业，病人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大家和老板一起赚钱”。

　　与李剑峰对医院“蒸蒸日上”的动人描述相对照的，是记者在医院走访时，听到的另一些说法。

　　老薛的亲戚在医院外三科病房住院已有8天，“按规定医生应该每天早晨查房，根据病人情况给护士安排治疗方案，可8天的时间内，这里的医生总共只查了三次房。”

　　而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的亲戚因车祸刚住进来时，医生看后居然说，病人危险，要治的话先签个协议，出什么事由家属负责。老薛一听就火了：“开口就是推脱责任，这叫医生说的话？”下午他们准备转院，这位医生又改了口：“可以治的。”再不提签协议的事了。

　　外三科病室几位病人家属对本报记者抱怨，医院管理混乱，他们连自己的医生是谁都不知道，问医生问题，“三个回答一个”。

　　医院小偷很多，四天的时间，仅这几个病房便丢了三部手机，病人向医生护士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自己小心点”。

　　在新郑当地，如此“改制”仍在进行。记者7月27日在新郑市卫生局采访时获悉，该市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这两家仅存的担负一定公共卫生职能的医疗机构，最近也卖掉了一家。

　　赵培林其人

　　赵培林，农民企业家，新郑市人大代表，新郑市卫生体制改革的“弄潮儿”。

　　赵培林在新郑当地拥有中医院和第二人民医院两家医院。据本报记者了解，赵培林将医院买下后，随即向医院干部职工收取数千到4万元不等的集资费，新进医院的大学生同样要掏钱。

　　赵培林平时很少来中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剑峰说，“他一年到头就开几次董事会，院领导平时和他接触不多”。

　　中医院不少职工对赵培林控制医院很不习惯。实际上，不管喜欢与否，谁都明白这位老板的意志在医院工作中的分量。过去，医院院长由卫生局直接任免，医院卖给赵培林后，院长的任免直接通过董事会进行，而在董事会中，董事长赵培林可谓一言九鼎。

　　赵培林的主要精力是抓经营。他来了后，医院在经营上有了很多新举措，医院买了五辆大巴车，用作看病群众的免费接送车，其中四辆一天到晚在城区穿梭，搜罗病人，另一辆专门跑下面各乡镇去接病人。

　　中医院设法和乡村干部们建立了联系，李剑峰说，经常有村支书组织村民前来中医院体检，医院派免费车接送，以加深村民们对中医院的印象。

　　记者拿到一份他在上半年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以解放思想为中心，努力开拓新的医疗市场。”

　　作为当地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赵培林最为令人叹服的不仅是他的经营思想，还包括他的活动能量，这一点在这起案件中亦可略窥一斑。

　　案件于2003年11月发生，一个月后，在警方的努力下，主要当事人已招供，整个案情即将真相大白。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案件从长葛警方手中被移交到新郑警方手中，进而半年偃旗息鼓，毫无动作。

　　新郑市中医院一位中层干部告诉记者：“长葛警方来医院调查后，把我们老板赵培林吓坏了。他想方设法把案子移交到新郑。”

　　参与破案的数位警察也向本报记者坦言，原以为案件很简单，没想到办得很苦，原因是“各方面的压力太大”。

　　病人的尸体一直存放在长葛市创伤医院。但放了四五十天后，便被新郑警方拉走解剖了。而新郑警方解剖得出的结论是生理功能衰竭死亡，随后便因为尸体解剖后“味道很大”，拉出去火化了。

　　中医院的“苦水”

　　新郑市中医院三楼外三科医生值班室里挂着五幅锦旗，上面写着“荣举重千斤，医德太高尚”、“医术精湛，妙手回春”等褒扬字样。

　　医院门口摆水果摊的老丁和刘书君是老熟人，过去刘书君上班时经常到他这里买这买那。他评价，“外三科几个医生里，数刘医生医术最高，许多病人专门请他做手术”。

　　但他对刘的印象并不好，“这人脾气性格并不好，有点赖(当地方言，坏的意思)”。

　　7月27日下午，本报记者到中医院办公室采访，一位办公室人员听说是记者，劈头一句，你们光报道这个，我们免费救助病人你们怎么不报道啊？她语气轻蔑地嘀咕：“这个有什么好报道的？”

　　在得到了记者“好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答复后，这位办公室干部态度稍变，随即将记者领到院领导办公室。

　　按李剑峰的说法，这次出事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我们医院经常对特别贫困的农民患者实行医药费减免，有时还发动医护人员给他们捐款呢！”

　　她列举，前年有个郑州郊区的人出车祸，在医院抢救了十多天才醒。“看到他家里太穷，医院将医药费从几万元减到几千元。病人对医院感激不尽，出院后马上送来了一面锦旗。”

　　还有一个东北的病人治好了找不到家，让东北的民政局过来接，但他们不愿意来，最后医院答应病人路费由医院承担，那边民政局才来干部将病人接回，医药费现在还挂着呢。

　　李剑峰向记者讲述医院的“苦衷”：经常有无主的病人被送到医院救治，伤治好了要么找不到家属，要么自己偷偷跑掉了，医院每年为此蒙受的损失在10万元以上。

　　她认为，是医院和民政等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出了问题，最后恶果转嫁到医院头上。“出这样的事情，医院当然有重大责任，但难道其他部门就一点责任没有？”

　　几位院领导还商量是否要把这一天定为中医院的“羞耻日”，虽然这给医院带来的不仅仅是羞耻，他们感到的也不应该仅仅是羞耻。

　　李剑峰谈到下一步的计划：加强法制教育。由于“职工不懂法的后果太坏了”，医院准备从院外请老师给职工上法律课，增加法律意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但医院一位医生对此不以为然：“法律上的大道理谁都懂，医院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是学习时间，大家多少年都不在学吗？”(作者:李梁朱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