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一包方便面，晚上一包方便面。为了吃饱，再多兑一些水，喝带咸味的汤。大学生周亮终因营养不良患重度胸膜炎住进了医院。“他节衣缩食，为的是给只身一人供养自己上大学的母亲减轻一点负担。 ” 老师了解周亮的家境。

在兰州理工大学，像周亮这样的贫困生还有许多。学生餐厅的河南籍老板时常感到内心难以承受：“有一个男生，每到中午吃饭，只打两个馒头，然后悄悄地坐到餐厅的一角，等大部分同学散尽，慢慢地凑到其他同学吃剩的饭菜前，用馒头蘸着菜汁吃。好心的同学邀他免费用餐，被他拒绝。我叫他帮我收拾碗筷，管他中午吃饱，他答应了。”

餐厅老板事后了解到这名男生的家境：腿瘸的父亲、耳聋的母亲供养着他们兄妹3人上学。所以他从不主动向家里要一分钱。

那种眼神让人心碎

“营养不良、吃人剩菜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我们学校，每月生活费在180元以下的学生已经超过在校学生总数的30％，接近32％，有近5000人。其中每月生活费不足120元的特困生有四五百人。”兰州理工大学学生处处长张浩辰解释，“我们学校70％的学生来自甘肃，加上西部其他省份，西部生源超过在校学生总数的80％。这80％中，近一半是贫困生。”

为了解真实情况，张浩辰曾联合校团委对学生在食堂的刷卡记录作统计，以每月刷卡25天以上、每天刷卡不少于两次为准，结果发现有的学生月消费只有29元。月消费120元至150元的过千人。他们的食谱基本是：早餐一个饼，午饭两个馒头一份菜，晚饭一碗面或者一份米饭外带一个菜。菜以素菜为主，每隔两星期左右能改善一下，吃一次荤菜。午饭、晚饭的开支一般都在两元左右，早饭则不超过1元。

“我时常面对学生的贫困而欲哭无泪。”该校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主任陈波说，他每年都要在学校设立的“绿色通道”迎接交不起学费的新生。他发现，这两年来“绿色通道”求助的学生越来越多。

“前几年，学生还会向你倾诉，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默默地站在你的面前，那种眼神看了让人心碎！他们的衣着明显不合身，他们所带的经费要么交够一项费用后就所剩无几，要么连一项费用都不能交齐。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帮助上。”

陈波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对姐弟同时考进兰州理工大学，在新生报到时两人所带的费用只够一人交学费。当得知没有学籍便不能申请助学贷款时，姐弟二人便相互推让起来，姐姐让弟弟先上，弟弟让姐姐先上。

“这是上不起学的情况。更多的学生则是上了学无法正常生活。我们的贫困生，不少人因营养问题身体出了毛病。还有的贫困生，因无法解除的心理压力，在个性与人格上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某些精神病症状。”

陈波说：“我感觉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否则，我的良心过不去。”

陈波出身大学教师之家，原本养尊处优，不知道什么叫贫困。自从6年前开始做贫困生资助工作，他的同事夸他“变得会关心人了”。他本人也“感到自己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教会了我如何面对困难，坚韧不拔”。

去年迎接新生时，一名来自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女乡长，将一对双胞胎兄弟领到“绿色通道”，十分诚恳地告诉陈波，这两个男孩打小失去双亲，由乡亲们你一把我一把拉扯长大，之后在乡政府的资助下读完高中，现在乡政府已无力支付他们的学费，只能把他们交给学校。

在积极为这对孤儿筹措助学金的同时，陈波与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开始结对帮助他们，每人每月拿出200元保他们的生活费。现如今，这对双胞胎成了陈波家的一分子，逢年过节都和陈波的家人一起度过。

不仅是陈波。兰州理工大学每年对新生进行救助资格审查的时候，学生处的老师们几乎都不等谈话结束，就已经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孩子们太穷了。”张浩辰处长说。

只要给贷款 磕头都愿意

自从国家出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相关政策后，学校当即成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领导小组，主动加强与经办银行的沟通交流。“尽管我们和经办银行相处得很好，尽管我们认真面对银行的每一个表格，尽管我们为此建立了10万元的风险基金，尽管我们学生的实际违约率只有0．02％，我们能使的劲都使上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学生的需要。”陈波说出一连串的“尽管”。

据了解，从2001年到2005年年底，兰州理工大学实际拿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是2002人，总金额840多万元，平均一年160多万元。“而学校一年的实际需求在1000万元左右。”

经办此事的陈波心中有一本账，“我们拿到的助学贷款，在省内高校已经算是多的。”

陈波说自己常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哪家银行的行长说，陈波你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我给你助学贷款，我都愿意。”

正是靠这份“磕头都愿意”的恳切，兰州理工大学在西部地方高校中，争取到了相对较多的社会资助。

听说哪儿有个好心的老板，听说哪儿有个关心西部、关心教育的慈善机构，他们就去登门拜访，向人家讲述一个个贫困生生活和学习的故事，介绍学校严格的善款管理制度。

“这些年我没休过一个黄金周。”张浩辰说。每当“五一”、“十一”，他和同事们几乎都要陪同远道而来的资助者，在西部荒凉的大山里转，走访贫困学生家庭。资助者看到自己的钱每一分都花到了真正的穷孩子身上，心里踏实了，也就愿意向兰州理工大学捐出更多的钱。

学校争取到的第一笔资助是以香港镇泰集团为主设立的海鸥助学金。1999年第一批资助6人，人均6000元，共3.6万元。第二年增加到20人。由于学校管理规范，受资助学生成绩优异，受到资助方好评。2001年，镇泰慈善会紧跟其后在该校设立镇泰奖、助学金，每年6万元，为期3年。3年后，镇泰慈善会不仅续签了协议，而且将奖学金额度提高到了11万元。与此同时，镇泰集团的苏纪英先生和黄铁成先生又以个人名义在学校设立镇泰助学金，先后资助贫困生111人，累计资助金额达209万元。

“有一分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分的努力。”陈波介绍说，深圳健峰公司在学校设立的健峰奖学金，原本只计划资助10名贫困生，但校方提供了37名同学的详实资料，并专程赴深圳拜访汇报。健峰公司为校方的诚意所打动，主动提出将资助名额增加到40名。当年3月，公司相关人员赴兰州了解情况，临别的那天早晨，40名受资助同学自发从学校步行赶往市区健峰公司人员下榻的宾馆送行。回去后，公司再次扩大资助范围，受资助学生由40名增加到100名——人均4000元，一年就是40万元。

“从最初的6人3．6万元，到如今的5000多人累计970多万元的资助金额，大大小小有十五六个奖、助学基金，年度资助额已超过200万元。这在甘肃省属高校中是没有的。”

尽管感到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张浩辰和他的同事们仍在尽其所能：“学校业已形成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校内奖、贷、助、补、捐、俭为辅的贫困生资助体系。2005年，实际资助经济困难学生5938人次，是全校经济困难学生总数的108％。也就是说，只要学习尚可的经济困难学生均有机会获得资助，年度资助金额不少于1000元。有的经济困难学生，哪怕是学习成绩差一些，但只要有努力学习的愿望，我们都能保证其在学校继续就读。所以近10年来，我们学校没有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硬问题？软问题？

来自河南的文明同学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1993年父亲病逝，同年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远走他乡，只留下11岁的他和住他家房的一位叔叔一起生活。

“2002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看学费4000元，住宿费800元，我犯了愁。姑姑、伯父和乡亲们全都动员起来，给我凑了3000元。汇到学校2000元，买完火车票和一点儿日用品，我的手头只剩下五六百元，忐忑不安地到了学校。”

文明进入“绿色通道”，向陈波老师讲明情况，陈波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鉴于他的特殊情况，学校暂缓了他的学费。很快，陈波又为他在学校勤工助学中心安排了一份工作，每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很快，文明又申请到了学校的特困补助，他交齐了住宿费。第二年，在所在学院的极力推荐下，文明又拿到了为期3年的镇泰助学金，第一年资助6000元，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7000元。加上当家教的收入和拿到的奖学金，文明的生活彻底有了保障，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还补交上了第一学年欠下的学费。

回首往事，现已考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文明有感而发：“是学校给了我机会，让我安心学习，找到了做人的自信。以前我不愿对别人提起我的家庭，现在我可以坦然面对了。我感到自己过得很充实，很幸福。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报这个社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受资助的不少大学生和文明一样怀有感恩之心，生活态度积极。

“以前，我对别人很冷漠，很偏激，现在改变了很多。高中同学都说我的变化很大。今天我受了别人的资助完成学业，明天我也一定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原本性格内向、见人不爱说话的魏国宁同学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听着学生们的真情告白，陈波泪流满面：“和他们待久了，有一种心贴心的感觉。如果允许，我愿意一辈子做贫困生救助工作。看到他们受资助后脸上露出的笑容，我比得到多少钱都高兴。”

同样的感受，有着多年学生工作经历的张浩辰也有：“贫困生的救助是个阳光事业，是个温暖事业，是个硬问题，也是个软问题。争取多少社会资助算够，学校没有指标，但爱心、责任心、同情心促使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好。”

谈起贫困生救助，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云对成绩一带而过，更多地说到了学校的责任：“学校的职责决定了要关注每一个大学生，尤其是贫困生。我们尽最大努力资助贫困学生，为的是让他们放下经济包袱，专心学业，成长成才。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只有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社会才能和谐。而受教育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适时地给这些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关爱，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也会关爱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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